[内容摘要] 未成年人的网上订约问题仍然应当适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关于未成年人订立传统合同的相关规定，这主要是基于未成年人的网上订约与网下订约两者之间并无实质差别的论证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是与制度对于因年龄未达行为能力之未成年人提供特殊法律保护的宗旨相符合的。本文还认为当未成年人在网上订约过程中实施欺诈行为时，对合同的效力应作特殊处理。
　　[关键词] 未成年人，订约，合同，效力
　　至今为止，学界尚无一篇系统论述未成年人①网上订约的，有些文章虽然涉及到了该问题，但也只是在论述电子合同主体的时候稍有触及。刘满达教授最近撰写的《电子交易法研究》一书应该说是国内较早系统论述未成年人订约问题的，并提出了一些可供学界参考的建设性意见。但是，对于其中的某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该书中，刘满达教授指出，应当顾及网络交易的特性，动辄以为据否定网上商家与未成年人所订合同的效力，必定会挫伤商家网上交易的信心。②因此，他认为，应当承认未成年人与网上商家所订合同之效力。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
　　一、未成年人的身份识别
　　未成年人网上订约与网下订约究竟有何区别呢？笔者认为，目前学界普遍夸大了未成年人网上订约的特殊性，过分强调了网络环境对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影响。
　　的确，网上交易的非直面性增加了合同当事人判断对方是否成年的难度，电子商务主体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也使得网上订约有别于现实环境下的订约。但是这种变化其实仅仅是观念和做法上的改变，因为网络环境的特征改变了现实环境条件下当事人借以识别彼此身份的观念和做法，动摇了现实环境条件下所建立起来的身份识别和交易信用机制。③
　　笔者认为，网上订约和网下订约的区别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只是当事人身份识别方式的变更而已，适用于网下订约中凭外貌、谈吐判断对方是否成年的身份识别方式已经无法适用于网上订约。但是，身份识别方式的变更并不等于说身份识别在网上订约中无法实现，事实上，在网上订约过程中，仍然可以凭借一些技术手段或者制度设计来进行身份识别，如运用摄像头、语音聊天、ca认证等措施。尽管从目前的技术程度来看，并非所有的网上订约过程都能有效实现身份识别，但是从电子商务法的开放性原则以及当代社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网上订约中的身份识别势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网上订约与网下订约的区别是身份识别方式的变化问题，而并不等于未成年人的身份识别在网上订约中无法实现。
　　二、未成年人网上所订合同之效力
　　有关“应当承认未成年人与网上商家所订合同之效力”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网络环境中难以识别订约对方当事人是否成年的基础上得出的。笔者认为，这样的推断是不可靠的。事实上，在网下订约过程中也存在一方当事人不能准确判断对方是否成年的问题。比如有些未成年人不管从外表还是谈吐看来都给他人其已成年的假象，此时，如果对方当事人误以为其已成年而与其订立了合同，则该合同的效力仍应遵循我国《》和《合同法》等法律规范有关未成年人订约问题的相关规定，并不能因该未成年人貌似成年而有所特殊。可见，身份的不能判断或者判断错误并不能导致该合同效力的特殊性。
　　网上交易的特殊性只是增加了身份难以识别的可能性，或者说身份识别的难度在网络环境下有所增加。其实，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环境下的身份识别问题肯定能够得到应有的解决。如果只是着眼于目前的技术状况，就认为传统合同关于未成年人缔约能力的规定不能适用于网上订约未免太过草率。笔者认为关于未成年人的网上订约问题仍然应当适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
　　未成年人是一类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各国法律都对其订约问题制定了具体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规则的设计目的在于保护那些因年龄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因合同而给自己带来损害。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法律规范对于未成年人订立传统合同的相关规定，就充分考虑了这一目的。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得知，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纯获利益的合同以及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合同是绝对有效的，其订立的其他合同则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即只有经过其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才能使合同生效。可见，合同法将未成年人所订之合同区分为纯获利益的合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合同、其他合同这三种类型。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网上所订之合同也可以作同样的分类。未成年人在网上订立的纯获利益的合同以及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合同也应当是绝对有效的，不管是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来看，这种做法都是正确无误的。例如某12岁女孩作为受赠人在网上与他人订立的赠与合同；某10岁男孩作为买受人在网上与他人订立的购买文具的买卖合同；而未成年人在网上订立的其他合同原则上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只有经过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后该合同始得生效。
　　三、未成年人存在欺诈情形下所订电子合同的效力
　　关于未成年人订约能力的规定除了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利益之外，还应当对交易安全以及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给予应有的保护，否则就不利于促进社会交易的发展。就像美国著名法官肯特所说，未成年人的特权只能作为盾牌使用，不能作为宝剑使用。④因此，应当努力平衡未成年人和对方当事人两者之间的基本利益，即一方面给予未成年人以特殊的保护，一方面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期待权益和恢复原状的权益要给予适当的保护。⑤也就是说，对于某些特殊情形应当做例外考虑，不能以牺牲交易安全及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来过分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未成年人存在欺诈的情形下的订立合同就是一个典型。此时，应从交易安全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出发来确定合同的效力。但是，是否应该完全排除对未成年人的能力因素的考察？未成年人在网上订约中欺诈情形的盛行也是学者们主张网络环境下应不考虑行为能力因素的原因之一。其实，未成年人的网下订约也存在类此情形，只是欺诈行为的实施在网络环境下要容易、隐蔽得多而已，甚至有些未成年人对实施欺诈行为也乐此不疲。尽管这样，也不能就此判断网络环境下不应考虑行为能力因素。欺诈情形只能作为确定合同效力的例外予以处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未成年人的网上订约原则上仍然应当适用传统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
　　若未成年人在网上订约时实施了欺诈行为，并以欺诈引导网上商家与其订立了合同，则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因为，此时，网上商家在订约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善意且谨慎的义务，如果不能赋予该合同以应有的法律效力，不仅无法保障善意商家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有损于交易安全，也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维护。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未成年人指因年龄未达到完全行为能力的情形，即18周岁以下的自然人（不包括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自然人）
　　②刘满达著：《电子交易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③刘德良著：《网络时代的民法学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9页。
　　④詹姆斯·肯特著：《美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1836年英文第3版，第240页。
　　⑤竹文君：《试析英美法中未成年人的缔约能力》，《南京化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